俄界會議是黨中央脫離險境,進入甘肅后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做出了三個方面的歷史性貢獻:一是冷靜分析了張國燾率軍南下后黨和紅軍面臨的嚴峻形勢,堅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實事求是地估量了北上紅軍的力量,改變了兩河口會議提出的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作出了進軍甘東北的戰(zhàn)略方針。二是系統(tǒng)地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及其退卻路線,為扭轉黨和紅軍面臨的嚴重局面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對張國燾錯誤的處理,是在黨內路線斗爭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的典范,最大限度地團結了紅四方面軍將士。三是成立了毛澤東為主要成員的全軍最高指揮“五人團”,加強了黨對紅軍的領導,提高了部隊的戰(zhàn)斗力和機動性,為徹底擺脫張國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最終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達鋪會議
1935年9月13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第一軍、第三軍和軍委縱隊,從俄界地區(qū)出發(fā),繼續(xù)長征北上。16日下午,先頭部隊紅一軍第二師第四團在前進中擊潰國民黨軍新編第十四師第六團的阻截,逼近甘肅南部要隘臘子口。臘子口地處迭部縣東北,是川西北進入甘肅的唯一通道。經過幾番激戰(zhàn),紅四團于17日清晨接連突破魯大昌精心布置的兩道防線,勝利奪取臘子口,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企圖利用天險將紅軍困死在雪山草地的陰謀,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
9月18日,紅一軍直屬偵察連身著便裝智取岷州哈達鋪(今屬宕昌縣)。19日,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第二師主力抵達哈達鋪。20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彭德懷及紅三軍、軍委縱隊到達哈達鋪。
紅軍是帶著臘子口戰(zhàn)役勝利的喜悅進入哈達鋪的。哈達鋪是隴南一個較為繁華的集鎮(zhèn),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商號云集,是西北地區(qū)重要的藥材集散地,在軍事上占有重要戰(zhàn)略位置。敵人在倉皇逃走時留下了幾百擔大米、白面和兩千多斤食鹽,使數月來在雪山草地行軍、時常處于忍饑挨餓的紅軍戰(zhàn)士得到了及時的食物補充。部隊自巴西至俄界、臘子口,都沒有得到休整機會,進入哈達鋪后,黨中央決定在這里進行短期休整。這是紅軍三個月來第一次進駐能和群眾互通語言的村鎮(zhèn)。紅軍以嚴明的紀律和親民的作風受到了回漢群眾的熱烈歡迎。因此哈達鋪被譽為紅軍長征的“加油站”。
9月20日,在張聞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哈達鋪“義和昌藥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組織工作、干部問題和部隊整編問題。毛澤東在發(fā)言中強調:為了鞏固和擴大隊伍,與反革命作斗爭,需要了解和支配干部。現(xiàn)在的干部是精華,應該注意保護。俄界會議因時間緊迫,只是原則性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這次常委會正式決定對張國燾同志的錯誤作出組織處理,“關于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由洛甫負責”。對北上紅軍部隊進行整編是俄界會議提出來的,但由于軍情緊急,只是在路上做了一些準備。哈達鋪會議正式決定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的整編方案:陜甘支隊下設三個縱隊。第一縱隊司令員由林彪兼任,政治委員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羅榮桓。第二縱隊司令員由彭德懷兼任(后由彭雪楓接任),政治委員李富春,副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蕭勁光,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第三縱隊司令員由葉劍英兼任,政治委員鄧發(fā),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參謀長張經武。全支隊共7000余人。
在哈達鋪休整期間,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人讀到一些報紙,得到陜北一帶有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報紙的來源有多種和多張,有被聶榮臻發(fā)現(xiàn)并送來的《晉陽日報》,有從國民黨一名少校副官那里繳獲來的一些報紙,還有從哈達鋪郵政代辦所發(fā)現(xiàn)的大量報紙。報紙的種類除了《晉陽日報》,還有《大公報》《中央日報》等。中央領導通過對報紙披露的各種消息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梳理出非常有價值的情報:陜甘一帶有紅軍活動,陜甘革命根據地依然存在。這對于脫離險境后的黨中央和紅軍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喜訊。9月22日下午,黨中央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全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作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并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陜甘支隊將向陜甘革命根據地進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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