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殺一個小詩人：一個中學生家庭的教育之困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牛遁之
中學教育就像一個由分數、小升初、培訓班、奧數、競賽等交織而成的龐大的機器，吞噬著少女詩人朱夏妮一家簡單的夢想和平靜的生活。 朱夏妮寫下詩句 “天上有老師嗎/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廣州中學校長翻閱后，感想是：“天上有學生嗎/有我就不去了”。 現在，未滿14歲的朱夏妮還在讀初三，卻已經開始寫小說。在一部叫《初三七班》的作品里，她以一則虛構的新聞開頭：《我市初三女學生殺死其班主任》。 這個暗喻不全是一個叛逆期少女的狂想。在她位于廣州滿是教輔和試卷的房間墻上，恣意的涂鴉取代了勵志語錄——“去死，都去死�！� 媽媽胡楊被嚇到了。她是天主教徒，當過教育雜志的編輯許多年，對于如何培育孩子，她自認有堅實的價值觀：讓生命自然生長。還在新疆的時候，她常對夏妮說：“哪怕你將來上不了學，只要身體健康，能開心地活著就行啦�！� 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長大。平時，她每天保證9個小時睡眠，做不完作業(yè)就撒手不做了。假期，她在大山上數云朵，夜了棲息湖邊，那里有一只小黑羊，胡子毛茸茸的有點扎。10歲的時候，自然迸發(fā)詩意之美，她寫下第一行詩句。 7年前，朱夏妮離開了云朵和黑羊，隨父母來到內地。隨著她小學畢業(yè)升入初中，這個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個黑洞。這是一個由分數、小升初、培訓班、奧數、競賽等交織而成的龐大的機器，吞噬著三口之家簡單的夢想和平靜的生活。 母親胡楊感覺到，她的“自然生長論”已節(jié)節(jié)失守。 在廣州繁華的五羊新城，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一直以前，爸爸主張“中庸”和“無為”，任孩子自由發(fā)展，不補課，不加碼。媽媽胡楊辭職在家，專心陪讀，她沒少模仿孩子的筆跡歪歪扭扭地幫孩子寫作業(yè)。 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氣里成長，小麥色皮膚散發(fā)著陽光的氣息，她愛扎馬尾，穿寬松舒適的棉質衣物。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書柜前，寫著稚嫩又天馬行空的詩句。 朱夏妮文理科發(fā)展不平衡。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初一先混上一年，初二想想，初三再努力吧。”但母親胡楊在招生開放日去了學校一趟，就發(fā)現不能再這么“放養(yǎng)”了。“那人，黑壓壓的。” 那一刻起，胡楊的焦慮和更年期一起到達。她被沖進大潮里。最終，她憑著女兒排球特長外加兩萬塊“自愿贊助”，把女兒送進廣州市越秀區(qū)一所列居第二梯隊的中學。 詩人朱夏妮就這樣去報到了。她一進校門就發(fā)現氣氛不對了，一塊液晶大屏幕高高豎著，終日紅字滾動放送著本校中考高考的捷報。一幅滿墻的海報，密密麻麻的學生大頭照，三成的優(yōu)秀學生干部，七成的尖子生。 等級——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成績好的牛娃們薈萃在一班二班，“他們是另外一個樓，離小賣部很近，離廁所很近，做操也很方便，木地板，有防盜門�！彼环值降谄甙啵胀ò�。 由于愛美劇和英文歌，朱夏妮自愿競選為英語課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追著同學要作業(yè)。一次還差點追到了男廁所。老師批評她收不來作業(yè)，同學們則罵她是“老師的狗”。 這是2011年9月，初一，學校給朱夏妮的見面禮。 開學一個月，她將心情寫成了詩。“我無與快樂同在時/沒人為我傷心”。做數學時則是：“天被鎖在帶著紗的窗外/那片可憐的融化了云的/滲了奶油的藍色”。2012年3月7日，她被罰抄，哭著寫：“我必須小聲地哭/不讓你聽見/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邊的話/我可以抱著它”。 老師們眼中，朱夏妮不屬于一個符合傳統(tǒng)教育的孩子。老師認為她“基本不做作業(yè)，不動腦”。老師希望每一個孩子：要乖，要努力，要考高分，要升學率。 在當今幼兒園和小學，越來越多的家長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娛樂的時間，而非一味的語數英加培訓班獨吞天下。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廣義務教育：取消“小升初”考試，完全就近入學。但這種理想的進化方向與現實發(fā)生了碰撞——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脫了軌。升學率，這個在臺面上消失了的字眼，仍無時無刻不在隱隱作祟。 胡楊再也不敢奢談什么“自由生長”了，這個母親變得片刻不得安寧。現在看來，女兒要順利考上高中有點困難。她考慮過讓女兒出國留學，但又猶豫，畢竟女兒還太小。 她決定把賭注往朱夏妮的興趣愛好上押。 朱夏妮個子高，練長跑，體育老師想讓她進排球隊。母親先是不答應，但聽到一句話時，她動了心：XX中學特招排球特長生。 胡楊還讓女兒學小提琴，一學七個年頭。據說小提琴可以鍛煉孩子的數學思維能力，這是朱家的弱項。于是常常夏妮練小提琴，媽媽在旁邊瞪大眼睛守著，樂譜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淚。 在朱夏妮11歲的記憶里，哭，是她一直以來維持自身情緒平衡的減壓方式。有一次，她一邊哭一邊寫，寫著寫著就跑神了，分行詩又冒了出來。 屢次實踐后，朱夏妮得出結論：寫詩比哭還管用。這年，她相當“高產”，寫了一百多首詩。 對于女兒的寫詩，胡楊搖擺不定。有時她舉著夏妮詩簿，恍惚回到了年輕時聽風寫雨的那個自己，“寫得多好啊”。 更多時候現實又猛地扯她回來。想到“體裁不限，詩歌除外”的高考作文。她不耐煩地扯過本子，提高嗓門放連珠炮：“寫詩、寫詩，寫詩能進重點高中？” 初二了，物理課、題海戰(zhàn)術更是滾滾而來。幾乎每天，胡楊都能接到老師從“校訊通”發(fā)來的短信，各科的信息。 “請?zhí)嵝押⒆訌土暯裉旎瘜W課上學習的九個原子團！”“如果孩子自覺性不足，請抽空檢查！” 胡楊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師的短信，像點犯人似的，把沒交作業(yè)的、交了沒更正的、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個點名。還有小測驗、評比的成績，總在每個看電視、煮飯、翻書的時刻，粗暴地闖進胡楊的生活。 朱夏妮覺得媽媽越來越可怕了。聽歌時，看電視時，上廁所時，玩手機時，媽媽的目光像一條繩子，牢牢拴在她的身上。為了督促學習，胡楊還搬到女兒的屋子里，上下鋪睡覺。有時媽媽明明已經睡著了，突然騰地坐起來，站到夏妮的床頭開始翻翻翻�？聪哪輿]有玩手機，便倒頭，安然睡去。 “我的學習停下幾秒，我媽就開始瘋了，”朱夏妮說，“我都快痛苦死了�！� 那些日子里，胡楊每天進進出出都在叨叨。眼睛里布滿假想敵，火藥味越來越重。她覺得女兒是在一輛戰(zhàn)車上，可眼看著，女兒就要被戰(zhàn)車拋下去了。 一次，胡楊向女兒發(fā)起了猛攻：“夏妮，我今天去菜市場了，你要考不上高中，媽媽就去給你租一個攤子賣菜。我都打聽好了，那攤子多少錢一個！兩萬塊一個！你就努力這幾個月了！” 感覺到羞辱的朱夏妮沖進臥室，扣上了門——她已關過太多次門，除了廁所，家里的鎖已經被父母撞壞了。 半天沒有動靜。爸爸推門進去，他頭皮一陣發(fā)麻——22樓，陽臺的窗戶大開著。屋里沒有人，只看見朱夏妮的拖鞋在窗臺下面擺著。 父親第一次這么大聲直呼胡楊的全名，然后沖出了門。胡楊也懵了。“心撲通一下就像掉進了洞里了�！彼教幷�，最后在衣柜里發(fā)現朱夏妮。 女兒躲在里邊，嘿嘿地笑著。胡楊卻一下子哭了。 朱夏妮的學習生涯就像一個扭曲的莫比烏斯環(huán)。 常常是這樣：日常學習——表現平平——母親著急，學校加壓——女兒發(fā)脾氣、寫詩、鬧自殺——父母減壓——日常學習。周而復始，無始無終。 年級漸長，朱夏妮越熬越晚，有時到十一點半還在埋頭寫作業(yè)。日常時候，朱夏妮繼續(xù)寫詩。2012年7月，《詩刊》雜志以頭題發(fā)表了她13首關于學校的詩歌。 詩人王小妮配發(fā)了評論，她說：“中國教育所特有的、早被習以為常的緊張的教學關系，正被這風聲鶴唳中的一個孩子敏感地體會著。” 學校在朱夏妮的筆下有冰冷的窒息感。“每個人都在過濾聲音/這里的聲音沉重/風背不動它/聲音不會飛/比氣泡更容易消失/圍墻足以攔住它的去路”。 教室像是一個裝了360度監(jiān)控攝像頭的黑匣子，總有人在告狀。“鼻孔發(fā)出的警告/制止嘴巴/提高警惕/直至/嘆息代替腳步和聲音”——這首詩題目叫《班主任》。 作業(yè)本上，“我翻開本子/看見兩個字從天而降/把我壓住/本子上兩個‘重做’�！� 朱夏妮幾乎沒有見過校長，只在集體開會時的擴音喇叭里聽到校長的聲音，隔著厚厚的人墻。在朱夏妮感覺里，“有的老師從來不笑，每個學期笑一次，就是在家長會上”。 朱夏妮害怕家長座談會。家長會上，都會選出兩個模范，講述自己揮灑學習的故事。有一次，一個模范說，自己每天晚上八點半就寫完作業(yè)了，之后和他爸下樓打羽毛球，再回家讀課外書。還有個女孩說，每天上課會帶著錄音筆，上課錄下來，回家再聽一遍，鞏固學習。 胡楊再看看自家的孩子，想想“非人”的生活，每次回來都一臉慍氣�！盀槭裁磩e人的孩子有時間運動，讀課外書，你連作業(yè)都做不完呢？” 后來她聽說，模范們念的是一份朗讀報告。寫好了，交給老師檢查、修改，再拿回家背下來的。 又一次家長會后，朱夏妮寫道，“我透過防護網/看到/老師面對著家長/笑著講話/當她下臺時/她一邊走一邊用手/按摩她那已經僵硬/的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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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禮
“寫詩，寫詩能進重點高中？”
“我媽瘋了”
“模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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