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家庭出身調(diào)查研究:寒門難出貴子?
來源:學習力教育智庫 作者:佚名
中國精英大學的生源 是向中下階層“開門”的 2016年,李中清(右)與其父李政道合影于李政道90歲生日當天。圖/受訪者提供 李中清: 破譯中國精英教育的生源密碼 本刊記者/霍思伊 李中清緩慢地走向講臺。他有著典型的“美式身材”和一張中國人的面孔。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臉頰兩側(cè)微微鼓起,那種與年齡無關(guān)的少年感,和他的父親李政道一模一樣。 臺下的很多同學并不知道他和李政道的關(guān)系。 中國人民大學的主持人介紹他: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歷任加州理工大學教授、密歇根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長江學者。 “他是將社會科學的定量方法應(yīng)用于歷史數(shù)據(jù)分析的先行者。” 作為加州學派的代表史學家之一,無論從履歷還是研究成果上看,李中清都已經(jīng)憑自己的努力占有一席之地,無須靠父親揚名。 從小他就想要擺脫父親的影響,因此選擇與物理截然不同的歷史作為發(fā)展方向。他研讀繁體典籍,苦練中文。他咬字清晰,表達流暢,雖然帶著“美國腔”。“中國正在從考試國家變成考試社會!彼f。 這是2017年12月的北京。李中清獲邀作一場題為“民國時期高等教育與女性的教育和職業(yè)發(fā)展”的演講。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民國時期的各高校單獨考試,多校聯(lián)考,到1952年全國統(tǒng)一考試制度的建立,李中清認為,高考改變了中國。 父親的熏陶 從小,李中清就常聽父親說,是高考改變了他的命運。 1943年,17歲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此前由于戰(zhàn)亂,他數(shù)次輟學,輾轉(zhuǎn)多地,始終沒有獲得過任何正式的小學、中學文憑。 當時,中國高校普遍采取靈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單獨招生與聯(lián)合考試并存,只要年齡和成績達標,不需初高中文憑,也可以直接錄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在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導下,李政道的興趣逐漸轉(zhuǎn)向物理,并在大二轉(zhuǎn)入國立西南聯(lián)大就讀。后在吳大猷教授的推薦下,他大學未畢業(yè)便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由于表現(xiàn)優(yōu)異,芝加哥大學教務(wù)長親自給校長寫信說明情況,李政道被學校破例錄取,成為世界級物理大師恩里科·費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 講到這里,李中清停頓了一下,他睜大眼睛,自己笑開了。“所以,我爸爸高中文憑沒有,大學文憑也沒有。博士是他唯一的文憑! 博士畢業(yè)七年后,31歲的李政道因與楊振寧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共同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李中清常聽父親說,他的事業(yè)是從高考開始的,沒有高考制度,就不會有后來的李政道。 李中清15歲讀高中時,對父親說,自己以后不要學理科,不從事自然科學和應(yīng)用科學,要研究人文社會科學。 1970年,他以SAT滿分的成績進入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師從考古學家張光直,開始系統(tǒng)學習中國古代史。1974年至1983年,他在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繼續(xù)攻讀碩博,導師是史學泰斗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的研究領(lǐng)域是明、清中國的人口和社會結(jié)構(gòu)問題,致力于探索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 何在《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一書中指出,明清中舉者中大約有40%出身于前三代無功名的寒門之家,中國教育與政治精英的來源相當多樣化,階層流動性較強。 但1865年以后,清朝進士獲得者一直為官宦子弟壟斷,科舉制之下的社會流動性降到了最低。 有學者指出,如果考慮家族與姻親關(guān)系,明清以來科舉的真正獲益者,可能只有約三百個大家族,且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隸等少數(shù)地區(qū)。 何炳棣對科舉制與明清社會流動的研究,給了李中清很大的啟發(fā)。他從科舉想到了高考。 在幫助父親處理大量的學生申請材料時,李中清對高考有了更為直觀的認知。 從1979年開始,李政道牽頭創(chuàng)立了中美聯(lián)合培養(yǎng)物理類研究生項目(簡稱CUSPEA),通過與美國高校合作、自主命題的方式,用CUSPEA考試取代了當時在中國還沒有開展的TOEFL、GRE等成績認證考試。 每年,李中清都要整理一百多份申請材料。讓他感到驚奇的是,這些優(yōu)秀學生的來源非常多樣化,既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老牌名校,也有云南大學、蘭州大學等偏遠地區(qū)的大學。這與美國的精英學生集中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常青藤聯(lián)盟的情況非常不同。 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生源逐漸集中化,從原來的“遍地開花”,變成北大、清華、中科大等少數(shù)幾所大學。 李中清很快意識到這個轉(zhuǎn)變,他對變化背后的邏輯愈發(fā)好奇。 1973年,李中清第一次來到中國,作為被周恩來特批的三位華裔后代之一,在復旦大學體驗中國的“革命”。 和任何一個成長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國青年一樣,李中清反對越戰(zhàn),因參加耶魯學生運動被抓,厭煩冷血的資本主義社會,對當時正發(fā)生在中國的“革命”有著天然的好感。 來到中國以后,他才發(fā)現(xiàn),革命遠比自己想象的復雜。 每天,都有人向李中清宣揚社會主義的優(yōu)勢和資本主義的劣勢,由于語言不通,反駁往往是無效的!八麄儜B(tài)度很硬,很硬地壓我,我有一點反感。” 另外兩位華裔后代回國后均寫了他們在中國的經(jīng)歷,但李中清沒有;蛟S是從小受父親影響,在思考問題時,他明顯有一種理科式的嚴謹和注重證據(jù)的習慣,因此情緒上的感受并不能滿足他的好奇心。 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這個標志性事件也成為了李中清研究的一個發(fā)端。而他對高考的關(guān)注,在1998年迎來了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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