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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來源于:家長學院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認為,懸泉置接待的眾多外客按其所屬陣營不同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西域諸國國王及其所遣質(zhì)子、使者,西漢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諸國國王,包括樓蘭王、龜茲王、烏孫昆彌等。第二類是匈奴降漢諸王及其所遣質(zhì)子、使者。匈奴諸王歸降西漢且經(jīng)敦煌郡入朝者,當首推日逐王。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身份顯赫,是匈奴的實權(quán)派人物。日逐王從西域赴長安,敦煌郡是其必經(jīng)之地。第三類是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懸泉漢簡有一枚簡文記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十一月西漢平定西羌后,敦煌郡太守快派人護送歸義羌使團十二人赴京奉獻之事。
文化融合之徑:佛教東漸 天馬西來
浮屠簡是一枚懸泉“明星簡”,文字內(nèi)容很有意思:“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這枚簡全簡可識別24字,簡中有“弟子”“浮屠”等與佛教相關的文字,經(jīng)考證與佛教傳入敦煌時間有關系,具體年代范圍應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后,也就是說早在公元一世紀下半葉,佛教就已傳入敦煌,并且一開始就流行在民間。
這枚簡應屬于請柬,“少酒薄樂”是請人赴宴的一種客套話,“弟子譚堂再拜請”是主人請客的謙辭,“小浮屠里七門西入”是聚會地點和行走路線,“西入”可能指“戶人”譚堂的戶籍地點。此簡的意義可以證明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是公元1世紀下半葉,比竺法護在敦煌翻譯佛經(jīng)的時間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開鑿時間早300年,是目前發(fā)現(xiàn)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實物資料,極為珍貴。
自此,源于印度的佛教經(jīng)大宛(古代中亞國名,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盆地)、波斯、康居等西域地區(qū)傳入敦煌,并經(jīng)由敦煌這一門戶,佛教東傳逐漸完成了佛教及佛教藝術(shù)的中國化過程。敦煌也為世界留下了文化遺產(chǎn)和佛教藝術(shù)圣殿——敦煌石窟,這是現(xiàn)存世界上連續(xù)建造時間最長、規(guī)模最大、內(nèi)容最豐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shù)寶庫,同時敦煌也成為我國早期佛典翻譯要地,僅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以佛教典籍為代表的敦煌遺書就達五萬多件。這些都反映了中國與歐亞文明互動、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展示了中古時期內(nèi)容豐富的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隨著唐朝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tǒng)也在西域地區(qū)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云寺;作為唐朝學生習字范本的王羲之《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也都成為西域地區(qū)兒童的習字范本。敦煌學家榮新江先生認為,雖然我們目前在更遙遠的中亞、西亞沒有看到類似新疆古代遺址出土的漢文典籍資料,但撒馬爾罕壁畫上手捧絲絹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對中國物產(chǎn)、工藝傳入的記錄,以及大量瓷器、絲織品的考古發(fā)現(xiàn),都說明了中國文化西漸的深度和廣度。
現(xiàn)存的歷史文獻都沒有中國產(chǎn)獅子的記載,歷代學者眾口一詞都認為獅子產(chǎn)于西域。“西域”一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蔥嶺(帕米爾高原)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qū)。“獅子出西域諸國”的西域當指廣義的,甘肅簡牘博物館一枚漢簡就記錄了獅子如何從西域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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